【网上流传一个视频，是《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一个演讲。在这个演讲中，他提醒，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可能将会发生一次可怕的分化：一边是超级人类，一边是无用阶级。而这种分化不仅仅是经济、社会、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甚至是生物意义上的。一种生物意义上的分层可能形成。本文将用最简明的方式，把他的观点整理出来】

20世纪形成的平等化趋势将在21世纪逆转

不平等可谓人类社会的常态，自从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文明、所有社会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等级制：阶级维度的、种族维度的、性别维度的等级制。甚至是家庭内部，在丈夫与妻子、在家长与孩子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等级制。

直到20世纪，平等才成为最受推崇的价值之一。当然，并不是世界各地的社会都变得完全平等了，但纵观20世纪的历史，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在这个历史时段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弥合：在全球范围，不同地域、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减了;而在一个社会内部，不同阶级、种族、性别之间的鸿沟也变小了。平等成为最重要的价值理念，缩小不平等成为政治、社会、文化过程的核心。

但平等化的潮流在21世纪有可能发生反转，在20世纪得以缩小的鸿沟有可能在21世纪重新扩大，甚至21世纪的不平等程度有可能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催生新的不平等的是巨大的技术力量

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期间，人们曾见证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之间产生巨大的鸿沟。当时，人类掌握了新的能源，掌握了蒸汽机、石油、电力、无线电，这赋予人们新的技术和工业力量，使得人们能够更便捷、更丰富、更有效率地从事生产。但这种新的力量并非为所有国家平等地共享，事实上，只有极少数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德国，然后是日本和美国，它们引领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并凭借新的力量征服和主导了未工业化的国家。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并没有及时地跟上工业革命的节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花费了大约一百年的时间来弥合这道在19世纪撕开的鸿沟;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非洲，直到今天也仍然没能弥合这一鸿沟。

而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几十年，会发现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到来。人类再一次掌握了新的巨大的力量，它比蒸汽机、石油、电力还要更强大，那就是生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这种力量不只是用来生产纺织品、食物、交通工具、武器，它们的主要产品将是躯体、大脑和心智。


几千年来，人类学会了如何改变周边的环境、驯服动物、培育植物，人类学会了如何改变经济、社会、政治的结构，可有一样却始终未变，那就是人类自身——人类今日的躯体、大脑、心智与古代中国甚至石器时代的人类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而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将改变人类自身，人们将学会如何设计、加工、制造躯体、大脑和心智。与19世纪的情形相似，21世纪的工业革命所掌握的新力量很可能仍然不会由所有国家平等地共享，而是由少数几个国家引领风潮。赫拉利认为，由此产生的鸿沟可能会比19世纪更大，这一次，那些被历史甩在后头的国家可能再也不会拥有迎头赶上的机会。

新的社会鸿沟将会是什么样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很可能看到鸿沟在社会内部产生，原因正在于上述的科技革命，尤其是生物学革命。过往的贫富差距、国王和农民的差距，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法律学意义上的、政治学意义上的，但从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在历史上，某些社会文化的确曾让人们想象，特权阶层拥有更优越、更高贵的“血统”。——但那并不是真实的，依据我们现有的生物学知识，在国王和农民之间，基本的生理和心理能力是相同的，彼此之间的差别仅仅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差别。

但在21世纪，新技术将赋予人们前所未有的能力，使得富人和穷人之间有可能产生生物学意义上的鸿沟：富有的精英将能够设计他们自身或者他们的后代，使其成为生理和心理能力都更为高等的“超人”，人类将因此分裂为不同的生物阶层，先前的社会经济阶层系统可能会转化为生物阶层系统。

人们在死亡面前将不再平等

赫拉利提出，甚至是死亡的社会位置也将因为生物学革命而发生改变。在人类历史上，死亡一直行使着令众人得以平等的伟大功能。即便是一个社会里最具权势的那位要人——国王、皇帝、教皇，他们也终有一死。死亡被视作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被视作神的指令：我们会死，因为神就是这样创造我们的，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这是绝大多数文化、文明共有的前提。

但在今天，人们对死亡有了新的理解，越来越多科技、商业精英正在重新思考死亡，他们将死亡视作技术问题。在这种视角下，人之所以会死，并非神的旨意，并非自然的规律，而是因为技术性的失败：你死了，因为你的心脏停止供血，因为癌细胞扩散进你的肝脏，因为病菌侵蚀了你的肺部。而每一种技术问题在理论上都会有技术性的解决方案，也许你还不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但只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和金钱，所有的技术难题都会获得解决。赫拉利强调，这并不是幼稚的幻想，世界上一些最具权势的精英和机构正在非常严肃地尝试处理这个问题，例如，谷歌就在近年成立了一家名为“卡利科”(Calico)的新公司，其任务便是寻找方法来克服死亡和衰老问题。


赫拉利指出，死亡由人类宿命向技术问题的转变，也意味着死亡将不再充当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平衡装置”(equalizer)。因为，顶尖机构正试图研发的技术将会极端昂贵，绝非全世界七八十亿人皆可购得的，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只有极少数精英才负担得起这项技术。在20世纪，无论是亿万富翁还是贫苦的穷人，都因医学进步而延长了寿命，然而，在21世纪，贫富之间的鸿沟正重新张裂，富人的长寿程度将远远超过穷人。

在未来的几十年，富有的精英也许并不能做到“永生不死”——他们可能被车撞死，可能被恐怖分子炸死——但是，只要付出足够多的金钱，接受足够优良的治疗，他们就可以持续不断地延长自己的寿命。而当死亡仅仅成为穷人的问题，穷人将会前所未有地愤怒，因为连死亡都不再是平等的了。富人则会前所未有地焦虑：过去，当你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你在面对死亡的风险时会更为豁达，因为那并不意味着失去上千年的生命;而如果你认为自己有机会实现永生，就会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可能导致死亡的风险，很少有人会放弃这样的机会。